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全局。作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实现了战略逻辑、系统逻辑、价值逻辑、发展逻辑的统一,表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的战略定位、以乡村全面振兴为导向的系统设计、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以改革为动力的发展主线。立足中国农村发展实践,“十五五”时期需要从打造宜居空间、发展特色产业、守护良好生态、健全治理体系、繁荣乡村文化等多端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推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自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经济、政治以及精神文化领域全球化实践的纵深推进,地区之间、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不断扩大,人类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全球社会日益成为一个命运休戚与共的“地球村”,一个生存共同体、发展共同体以及价值共同体,实质性地增强了人类齐心协力解决所面临的共同的生存与发展难题的能力。但与此同时,全球化时代又是一个差异化、多样性甚或异质性不断加剧的时代,一个充满非确定性和风险的时代,这样一种新的严峻的生存情势,客观上迫切需要国际社会立足全人类共同利益,着眼公共性福祉,摈弃传统的“文明对抗论”和“文明冲突论”的固执与偏见,探讨一种“和合共生”之道,摆脱当前的困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中国社会以及中国知识界主张超越狭隘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桎梏,向国际社会提供了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交流互鉴”以及“全人类共同价值”等一系列新的理论主张和实践方略,以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实现“美美与共”的新秩序、正义美好的新世界。

近代以来,全球范围内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一个巨大的难题和挑战,就是作为传统社会赖以生存之深厚根基的“共同体”的丧失。在这一过程中,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以及作为其最大的根本利益之代表的政治国家取得了统治和支配地位。资产阶级社会、资本主义文明依照自己的逻辑,确立了关于文明和共同体及其二者关系的新的叙事。资产阶级社会是原子化个人的社会,是对共同体的疏离、背叛和反对。唯物史观理论孕育、诞生和出场的时代,面对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强势逻辑对于传统共同体的解构现状,面对历史的本体、主体、价值意义等被资产阶级工业文明观所改写、所扭曲的现实,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坚持“以生存看待发展”“以共同体看待历史”以及“以文明看待共同体”的初心和立场,始终坚持以“现实个人”为立足点,强调一种人类整体性福祉和公共性实践价值本位的社会性生存与生活逻辑,重新建构一种具有超越性意义的“共同体”与“文明”的新逻辑,为一种新的社会历史形态的出场提供合理性意义的确当性理据,并历史地构成作为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实践的应然性逻辑依循。

启蒙现代性以来,由西方先发现代化国家主导的文明秩序与价值体系,或以普遍主义的名义消除差异,或在相对主义中夸大隔阂,致使人类社会长期以来难以达成一种最基本的价值共识和伦理原则。在此背景下,“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的提出,旨在突破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的二元对立,重建以共识性为核心的全球价值范式。然而,这一理念的国际传播却长期受到西方话语体系的压制与认知偏见,其思想影响与实践效能尚未充分显现。要使这一价值理念获得广泛认同,关键在于以制度为支撑嵌入全球治理平台,以协同为路径创新多主体协同的传播机制,并以合作为导向在“一带一路”等场域中实现从理念共识到集体行动的转化。由此,中国不仅为重塑全球传播格局提供了新的路径,也为完善全球伦理秩序、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贡献了思想智慧与文明方案。

近年来,立足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本土问题意识,历史政治学逐渐兴起并推动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历史转向,其核心旨趣在于回应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现实关切。然而,作为一项尚处起步阶段的研究取向,其在学科边界界定、结构与能动性关系、宏观与微观理论分化、演绎与归纳分立、时间处理方式等方面仍面临诸多挑战。基于此,文章在回溯相关哲学脉络的基础上提出“发生学历史政治学”的研究路径,强调从历史生成过程及其多重可能性出发,重构政治变迁的过程性解释框架,从而为深化历史政治学知识体系与推进中国政治学自主性发展提供方法论启示。

计算社会科学的迅猛发展正在重塑政治学的研究范式与方法论体系。作为生成式解释路径,智能体模拟依托计算机平台重构了复杂系统中的多层次互动过程,在解决“微观个体行为—宏观社会涌现”的跨层级推演难题上具有独特优势。然而,既有研究多聚焦于西方制度环境或单一政策场景,未能充分捕捉中国党政体制下复杂的纵向博弈逻辑。文章立足于中国政治实践,选取“中央权威强度”与“地方行动空间”作为核心维度,构建了党政体制下“央地互动”的智能体模拟分析框架。该框架通过设定异质性主体的行为规则与交互策略,尝试在虚拟空间中复现压力型体制下的政策执行偏差、锦标赛体制下的地方创新扩散以及避责逻辑下的治理内卷等动态过程。研究将中国党政体制的核心特征转化为可计算的实验设计,为理解复杂制度环境下的政治运行提供了动态演化视角,从而为建构我国政治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开辟了新的方法论路径。

回溯现代国家的生命政治历程可见,现代国家从悉心扶植生命的权力逐渐演变为约束生命的权力。现有研究忽略了这一转向的政治经济根源:此种悖论实源于资本主义再生产对现代国家的主导。在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驱动下,国家为在全球体系中抢占先机而优化生命,生命个体则为求生存发展予以回应。二者互构之中,现代国家的生命政治由此生成。然而,一旦生命与政治被赋予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经济意义,现代国家的生命政治便不可避免地陷入悖论之中。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现实境况来看,发达国家不断攀向竞争高峰,后发国家则在逐底竞争中追赶,其生命政治均产生出对抗自身的力量。因此,揭开现代国家的生命政治悖论的原因需要深入到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本质,而纾解这种悖论则离不开对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超越。

“回到国家”的问题长期以来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政治学、理论经济学、社会学等都有讨论。但这些讨论都把这个问题放在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的场域中,聚焦于国家角色在国家—社会—市场的框架内如何发挥作用。然而,在21世纪,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乃至全球政治经济已经无法完全隔离开来。在国内层次上讨论“回归国家”问题,仅仅关注国家角色内部功能问题,并不能真正理解国家的角色。为了更好地理解国家,可以从两个角度来探讨:一是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探讨国家的角色;二是把“回归国家”的问题放在全球化、全球治理体系中来讨论国家的角色。在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的冲击下,“回归国家”是为了促进内部制度型开放和全球化制度型开放,从而更好地、有效地推进“聪明全球化”进程。

在科技创新发展的关键时期,从孤立地关注中小学生的技术素养或工程素养转向关注中小学生的技术与工程素养,不断培养交叉型创新人才,是顺应知识体系整合与人才能力培养多元化发展趋势和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支撑。针对部分师生在理解“技术与工程素养”概念上存在的偏差,有必要采用历史回溯与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知识基础、技能要求、思维方式、实践活动和社会责任五个维度厘清中小学生技术与工程素养的内涵,并阐明其在促进学生五育融合发展、支撑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方面的价值。提高中小学生技术与工程素养的培养质量,应做到:创新技术与工程教育体系,引导中小学生实现知行创融合发展;发挥多元主体的协同效能,构建技术与工程教育实践共同体;关注科技与人文的统一,探索古今融汇的技术与工程素养培养模式;坚持国际借鉴与本土建构相统一,因地制宜开展技术与工程教育。

数字教材经历了从1.0到5.0的发展演进,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为数字教材变革带来新的技术可供性。然而,现有数字教材存在知识呈现线性化、学习支持同质化及评价反馈滞后等结构性问题。一种面向人机协同的AI数字教材开发概念框架和图谱向量融合增强的大模型嵌入式方案或能解决这一问题。该方案立足“多维表征—智能服务—协同应用”三层技术架构:在知识表征层,采用知识图谱与语义向量数据库相结合的混合表征,通过三元组抽取与向量化编码技术实现教材多模态数据融合;在智能服务层,设计基于大模型智能体的集群化服务系统,整合课程设计、学习诊断、对话引导等专业化智能体,形成模块化服务单元;在应用协同层,构建“人类主导—智能增强”的双向互动模型,提出教师与AI协同教学设计、学生与AI认知伙伴等三维应用场景。展望未来,构建教育专属大模型、重塑教材编制业态、加强人机协同伦理规制的发展路径,可为大语言模型赋能数字教材创新应用、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加强科学教育、强化核心素养培育是实施教育强国战略,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关键环节。科学素养的培养须从幼儿阶段奠基,当前幼儿园科学活动课程效果不佳,尚难以有效承担全民科学素养培养的启蒙重任。究其根源在于幼儿园科学活动课程逻辑陈旧,与时代人才诉求存在多重现实鸿沟,主要表现为传统教育知识观对幼儿主体性的阻滞,教师中心实践观对幼儿创新能力的扼制,应试型评价观对幼儿个性发展的制约。为弥合这一现实鸿沟,幼儿园科学活动课程逻辑亟待重构。具体而言,课程创生逻辑以建构主义知识观为理论依循,课程实践逻辑以经验自然主义为哲学指引,课程评价逻辑依据人本主义发展观为规则准绳。为落实上述课程逻辑转向,应创设多领域融合式的STEAM课程目标与内容,构筑以幼儿为中心的STEAM课程实践模式以及搭建多元化的STEAM课程评价框架,由此推动幼儿园科学活动课程从理念到实践的整体革新。

乡村科学教育面临资源输入与效能转化的深层张力。城乡文化资本的差异致使输入乡村的科学教育资源发生符号化转向,难以真正激活教学效能;先进技术设备因与乡土语境割裂而形同虚设;教师主体性在制度约束中受到抑制;政府、家庭、学校与社会多元主体间的协同治理机制亦陷入形式化困境。上述问题的化解需要构建“价值重塑—资源适配—主体再生—机制重构”的四维协同框架:通过乡土知识合法性的制度确认、技术植入与文化生态的协同匹配、在地化师资共同体的培育、多元评价体系的重构,推动乡村科学教育实现从“资源下沉”向“文化扎根”的范式转换,为乡村振兴进程中的教育公平实践提供了理论参照与创新路径。

推进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是保障教育公平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必然要求。数字乡村建设为推进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置于中国数字乡村建设情境,采用fsQCA方法,结合113个县域案例,从组态视角考察数字乡村建设驱动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复杂机理与组态路径,研究发现:数字乡村建设中的单个要素并不构成驱动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必要条件;存在4种驱动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组态路径,即数字基建与数字经济协同驱动型、数字基建与数字治理协同驱动型、数字基建与数字生活协同驱动型、数字经济与数字生活协同驱动型,此外,存在2种阻碍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组态路径。据此,应协同整合数字乡村建设各要素,充分发挥数字基建、数字经济、数字治理、数字生活等要素的多重联动和适配作用,高效推进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卡点堵点,从根本上来说在于市场取向改革的不彻底,旧有的行政管理控制机制阻碍着市场的统一性。聚焦“五统一、一开放”,是政府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具体路径,其关键在于规则政策的一致与行为尺度的统一。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急需破解市场准入中的各种“大门开、小门不开”形态的制度性隐性壁垒,实质性推进“零壁垒”取向的开放与改革。竞争法是规制市场经济的根本大法,反垄断执法是助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有力工具。信用经济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市场规则、竞争秩序与市场环境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信用经济体系是统一大市场建设中有为政府的重要着力点。

“专精特新”企业是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生力军,是驱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如何通过城市营商环境的优化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企业,是亟需探索的理论问题。基于TOE框架构建城市营商环境体系,以我国82个城市的632家中小企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动态QCA方法探索时空双维城市营商环境驱动中小企业迈向“专精特新”的多元组态路径,研究发现:(1)单项营商环境要素并不构成高“专精特新”水平的必要条件,但数字化这一条件的作用不可忽视;(2)激发中小企业迈向“专精特新”的差异化路径有5条,可提炼为“环境主导创新型”和“环境主导数字化型”;(3)市场环境和政务环境是通用核心要素,创新能力和数字化水平是选择性要素,营商环境各要素间呈现出明显的替代和互补作用;(4)在时间维度上,各组态路径的“专精特新”效用一致性均在2019-2020年出现下跌,在空间维度上,一条路径的覆盖度呈现分布差异。构建助推中小企业迈向“专精特新”的营商环境,应坚持“政府+企业”双轮驱动,不断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引领企业数智化发展,促进营商环境“整体+局部”协调发展。

新《公司法》通过强化董监高责任体系与《证券法》形成监管协同,推动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董责险)市场快速发展,这一制度创新对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价值。基于2012—2024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实证分析董责险对资本市场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投保董责险能显著降低股价崩盘风险。机制分析显示,董责险通过提升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履行意愿和信息披露质量来降低股价崩盘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公司高管具有金融背景、注册地法律环境欠完善以及国有企业的情形下,董责险的稳定效应表现更为突出。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改善企业经营条件,投保上市公司应充分重视董责险对公司治理的重要作用,积极提高自身治理水平;保险公司应当完善董责险的产品开发,推广普及董责险的应用;监管部门应当对上市公司购买董责险给予激励和引导,加强政策支持。

以2016—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并购事件为样本,从管理层决策的视角,考察高管外部薪酬差距对多元化并购决策的影响和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高管外部薪酬差距越大,在并购决策中越倾向于选择多元化并购,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该结论依然成立;(2)机制检验表明,声誉维护动机和管理防御动机是高管外部薪酬差距影响多元化并购的主要途径,并且,内部代理成本和外部分析师关注在高管外部薪酬差距影响多元化并购决策的过程中发挥了负向调节作用;(3)异质性分析表明,高管外部薪酬差距对多元化并购决策的影响,主要存在于企业成长期和衰退期,并在异地并购中发挥着显著作用。为完善高管薪酬制度改革、优化薪酬激励设计,高管薪酬契约设计应充分关注高管的社会性偏好;要建立高管多元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持续完善决策监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