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于人”是驱动人的全面发展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投资于人”的重要论述系统回应了新时代发展理念迭代、发展动力转换、发展逻辑重塑与发展范式跃迁等重大时代命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人力资本发展规律的认知跃升至新的高度。首先,在价值层面重塑了价值理念,超越了西方人力资本理论,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创性认识;其次,在认识层面洞察了历史方位,作出“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原创性判断,阐明其主客体辩证关系;最后,在方法层面破解了复杂命题,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凝练出四个维度的原创性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投资于人”的重要论述将人的现代化置于核心地位,为扎实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实践新路径。

在当今世界,美国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透析资本现象最重要的基地,因此,了解那里的实际状况及其发展态势也成为在新的时代境遇下深化马克思主义研究不可或缺的前提之一。面对美国社会盘根错节的问题,不少学者选择从反思自由主义的角度展开探究和剖析 ,这其中《自由主义为何失败》一书具有代表性。该书作者将美国与当代世界出现的问题归咎于自由主义,又通过详尽的论证阐述了自由主义在什么意义上是失败的,并对“自由主义之后的自由”作出了预判和原则性建构。书中提出的观点及其展开的论证对于我们思考自由主义理论与实践问题确实有所启发,但同时也使人产生了更深的疑惑。较之于该书的论述,马克思对自由主义的透析和建构依然具有不可比拟的科学性、现实性和超越性。

从劳动二重性推演出剩余价值论是《资本论》第一卷中的重要论证。马克思从劳动同时具有抽象劳动与特殊劳动的二重性推论,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同时具有作为普遍性环节的劳动过程与作为特殊性环节的价值形成过程的双重规定,并通过辩证运动得出剩余价值与剥削率这两个适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概念。20世纪80年代前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尝试说明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和剥削之间不存在关联,并试图论证不依赖于劳动价值论的剥削理论;然而,被他们排除掉的劳动价值论作为抽象劳动这一方面的规定,又在论证中作为条件引入进来。这种现象表明,辩证法是透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或缺的理论视角。

新质生产力的生成依赖知识生态系统、技术应用体系和社会支持体系的协同进化,但其核心要素的公共品属性、风险不对称性及协调失效导致系统性市场失灵。传统的发展型政府与规制型政府因信息约束、制度滞后和路径依赖等问题,难以适应前沿技术创新需求。赋能型政府通过重构政府—市场—社会互动关系,以知识扩散、风险共担、制度调适和生态演进机制破解创新壁垒,推动治理目标从效率维护转向动态能力培育、治理范式从局部纠偏转向系统协同、治理工具从行政干预转向市场化赋能。政府需通过治理理念转型、政策工具创新、数字能力升级和制度环境优化,构建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共生型治理体系,实现制度优势向持续竞争优势的转化。

人大预算监督制度是财政经济领域的一项重要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组成部分,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新时代以来,这一制度立足中国现实,借鉴其他国家经验,形成了一套适合中国国情,能够支持国家治理,具有自身特色的一套逻辑结构。新时代人大预算监督制度的逻辑结构,在制度生成层以政治性监督为基本起点;在制度运行层以党的领导为根本遵循;在制度绩效层以促进民生福祉为价值取向;在增进预算监督效能的同时为国家治理提供了支持,显著超越了西方预算监督的对抗式监督逻辑,彰显了人大预算监督制度的独特优势,为打破西方的话语垄断、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现实支撑。

地方能动性与政策有效执行一直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议题,也是应对未知与不确定性和各类风险挑战的必然要求。面对不断涌现的治理挑战,地方如何创造性执行各项重大艰巨的任务值得关注。公共政策创造性执行是执行主体根据现实问题与执行条件的变化,持续调适政策内容与执行方式,从而保障政策目标有效实现的过程。研究选取全国13个街道服务管理创新实验区作为观察案例,分析地方政府如何在复杂的执行背景驱动下,利用政策执行的要素条件突破执行约束困境,并做出政策再生产与机制再创新的创造性执行行为,研究发现:通过政策设计、政策组合和政策调适的政策创新,以及借权职能部门、优化资源配置和借道数字技术的机制创新两种路径有助于实现政策落地。创造性执行与中国地方情景具有良好的适配性,也为进一步丰富政策工具、促进政策有效执行提供了思路。

竞争性是人的一种基本存在属性,从这一属性出发,人们产生了秩序建构的需求和动力。从竞争的角度来看,秩序首先表现为人与人间的排序,所以,要形成秩序,就是要明确人与人间的排序,而对抗与考试就是建立人际排序的两种有效方式。其中,对抗是自下而上展开的,通过对抗形成的是一种自发秩序;考试是自上而下展开的,通过考试形成的则是一种权威秩序。在理论上,对抗与考试有着不同的适用领域;在实践中,对抗的领域则日益受到考试的渗透,使越来越多的对抗都具有了考试的成分,使基于竞争的秩序建构日益成为了权威的再生产机制。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爆发式迭代,智能体在教育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随之产生的伦理问题值得关注。基于智能体应用和监管的角度,智能体在教育场景应用中的风险表征包括教学过程风险、学习评价风险、数据内容风险和监管治理风险,其风险产生的原因主要包括技术民主化趋势、规则体系短板和师生素养不足。制定科学的风险规避策略,需要系统梳理比较各国际组织、国家和高校发布的有关教育人工智能应用的原则、规范、指南等文件内容,从技术治理、制度建设、能力强化、价值坚守四个方面考虑,具体策略为:构建可信、透明与可控系统;完备准入、分级与备案制度;提升师生人工智能协同能力;确保教育智能体以人为本。

STEM教育是我国推进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也是提升学生综合素养的关键支撑。当前,基于多智能体协同机制建构多功能教学智能体系统,以此为载体赋能STEM教育,成为促进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STEM教育新样态生成的重要驱动力。建构“以学生为中心的引导式支架人工智能框架”(CGS-AI)并开发“智能学伴”多智能体系统,引导小学生完成STEM教学实践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实验结果表明:在多智能体支持的STEM教育实践中,通过与“智能学伴”的启发式对话,学生在知识深度理解、实践能力提升、学习动机转变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不仅为智能体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提供了实证依据,还揭示了技术赋能教育范式转型的内在机制。

师范生作为未来教师队伍的核心力量,其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接受程度,关乎该技术在教学领域的实际应用与长效发展。基于此,运用UTAUT模型深入探究影响其人工智能技术接受度的相关因素。实证分析表明: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会影响、促成条件以及AI素养对使用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感知风险对使用意愿存在显著负向影响;社会影响对使用意愿的预测效应最为突出,AI素养、绩效期望等变量均呈现显著正向影响,感知风险则呈现显著负向影响;性别、专业以及熟练程度在“AI素养→使用意愿”和“努力期望→绩效期望”两条路径中发挥调节作用。基于归因分析,可以从环境、感知和个体三个维度提出提升师范生人工智能技术接受度的针对性策略:塑造积极规范并完善支持条件;提升效用认知并降低风险感知;激发内生动力并培育持续使用意愿。

在数智技术赋能教育体系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技术应用范式与教育伦理诉求之间的内在矛盾,催生了情感量化处理、主体性侵蚀与价值观操控等衍生性伦理风险,此类风险的产生机制可追溯至技术标准垄断对教育本质的遮蔽、数据权力结构下的教育异化及主体认知框架的重构危机,致使社会情感学习构建的“全人教育”体系面临重大威胁。鉴于伦理隐忧,应以社会情感学习为基准,确立“技术一制度一人文”联动的治理范式:依托社会情感学习强化的算法治理,优化技术逻辑的价值体系;构建情感屏障体系对抗数据权力侵蚀;回归人本主义的情感能力培养,重塑教育的人文价值。以此实现数智教育从效率维度向生命维度的价值回归立足“完整人格养成”视角,构建学术性与实用性兼备的立体化实施体系。

低空智能网联系统是一个依托通信、导航、感知等一体化数字基础设施,以国家、省、市多级协同的云平台为核心,以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为主要特征,旨在对低空空域实施智能管控、协同运行与高效服务的技术治理体系,是实现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在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的国家、省、市三级结构中,国家级低空智能网联系统构建全面的低空数据汇聚体系,发挥国家空域资源统筹管理、跨部门协调与综合监管、低空经济规划布局等顶层功能;省级低空智能网联系统负责本省域内低空空域的精细化管理与动态释放,建设省级低空信息基础设施节点,提供信息情报服务,组织协调省内应急救援与安全监管;市地级低空智能网联系统是国家三级管理体系中的“执行终端”与“服务窗口”。目前全国有三种特征鲜明、路径各异的低空智能网联系统建设模式,即“部门主导的先导示范”“政府主导的一网统管”与“市场驱动的百花齐放”。建立安全、高效、协同的低空监管体系,可采取如下措施:强化顶层设计与统筹协调,构建协同管理体系;推进空域资源精细化管理,构建低空空域新治理体系;构建标准化低空智能网联系统,打破数据壁垒,增强技术迭代能力;构建全新的低空安全执法体系,破解处置难题。

低空经济的规模化与规范化发展亟待完善的基础设施支撑,但当前其供给面临三重约束:供需结构性错配、网络外部性内生化机制缺失以及制度性交易成本高企。“投资主体分层—空间布局分级”的协同治理模式旨在通过因地制宜的制度安排,针对不同区域的经济特征和市场需求,寻求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之间的动态均衡。在主体维度上,政府负责纯公共产品的兜底供给,政企合作模式通过特许经营实现准公共产品的外部性内化,市场主体则在负面清单管理下主导私人产品的投资决策;在空间维度上,依据飞行频次与功能需求,低空空域可划分为核心控制区、产业集聚区与一般服务区,实施差异化治理策略。通过结构性耦合机制,在特定空域约束条件下实现社会总成本最小化;在建设时序上,要按照“节点突破—链路联通—网络覆盖”的渐进路径。各地可通过建立“三张清单”制度完善治理规则,创新多层次金融工具化解资金期限错配,推进空域确权改革构建“公共品—市场品”双重定价模式,为低空基础设施可持续发展提供投资保障。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低空经济产业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向,已被纳入国家重大战略部署。低空经济是一种典型的需求牵引型经济形态,其应用场景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从地区差异来看,低空经济并非单一技术驱动或政策推动下的线性扩张产业,而是一种高度嵌入空间条件、产业体系与治理结构的复合型经济形态,其发展路径深受区域产业基础的制约,在不同区域呈现出显著的分层分化特征。低空经济具有显著的空间依附性,其发展边界由自然与制度环境共同塑造。有必要从地区自然禀赋、产业基础与市场需求等方面入手,构建与区域特征相匹配的政策体系,引导低空经济在分工协作中实现有序发展与整体效率提升。各地可采取的具体政策措施为:强化顶层设计与国土空间规划的深度衔接,构建基于资源禀赋的差异化空域管理与基础设施布局体系;注重城乡分区发展策略、完善空域管理和安全保障,适应城乡现实差异;建立跨区域的产业协同与利益共享机制,打破行政壁垒,推动形成“东部研发、中西制造、全域应用”的全国统一大市场。

低空经济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代表,在各地加速布局的背景下,如何高效赋能经济业态发展是值得研究的课题。低空经济与航空外贸的深度融合、低空高空联运模式的构建,是顺应国家低空经济发展战略定位与航空外贸高质量发展需求的重要路径。低空高空联运同属空运,可实现空域协调,能共享贸易产品、人才、维修服务及口岸报关设施,还能培育相关产业,形成规模协同效应,尤其有利于内陆地区开展对外贸易;但当前联运面临航线冲突、设施兼容不足、监管标准缺失、国际航线与场景覆盖有限等挑战。利用低空高空联运推动对外贸易发展,可采取有效措施:推动主管部门形成低空高空立体航空概念,构建统一的联运标准;支持承运人设计低空高空联运线路,统筹夜间运输;允许低空高空运输共用基础设施,扩大联运场景;激发企业主体参与联运,鼓励企业合作。

面对数字技术给人类认知与身份带来的挑战,托马斯·福克斯融合人工智能、神经科学与精神病学的跨学科视野,以具身人类学重塑对人类整体形象的理解。其研究在实践上旨在回应人工智能激进的超人类主义主张,在理论上则借助具身性所搭建的神经科学与现象学体验之间的桥梁,构建出一种比较“大脑意识”与“具身生命”的人类学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下,福克斯通过确立具身生命的本体优先性,将批判焦点从亚个人层级的认知结构,转向生命原始的内在感受性。这一理路推动了经典现象学走向以感知现实主义为根基的具身人类学,从而为理解数字时代的身心关系提供了一套新的系统性框架。然而,囿于将人类学与基督教神学对立的人格主义解释框架,该理论在解释数字共生、复杂身体异化等新兴具身体验时,其解释力有待进一步拓展。

《诗》的“口头性”在创作、传播、流传阶段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歌诗中含有口语元素、口语活动的描述、套语现象,不代表诗出自口头创作。燕饮诗中比兴与重章相配而用,便于诗人或歌者根据现场情境即兴作诗,最能体现创作的“口头性”。《诗》在“无算乐”中歌唱无一定之数,歌者可以根据仪式规格、歌唱时长、主宾兴致临场发挥,断章而歌。赋诗断章取义,渊源于此。二者都体现了《诗》传播的“口头性”,《诗》文本相对开放、流动,歌赋者具有高度的自主性、机动性。引《诗》脱离仪式、音乐成为纯粹的话语活动,引者借重《诗》的经典属性,并有意阐释、塑造《诗》文本与意义的稳定、权威,已较少体现“口头性”。《诗》在不同时空、载体、人群间传递、传授、转录、传抄时,已接近封闭完成,虽有口头形式的参与,也有不少谐音异文,但具有情境性、衍生功能的“口头性”在《诗》流传阶段已逐渐消歇。《诗》的“口头性”,根本上是行为主体与《诗》文本何者更具主体性的问题。《诗》“口头性”的消歇,是去乐化、去情境化的过程,也是文本与意义趋于稳定、权威的过程,是《诗》早期经典化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