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社会中最活跃的因素和最具决定性的力量。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的追求目标,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也是逐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在新时代,投资于人是应对国内外变局,适应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扩大内需的需要,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举措。“十五五”时期及未来,要及时转变制约投资于人的认识,加速弥补我国在投资于人方面的短板,平衡处理好各方关系,着重从建设民生大国、文化强国、人才强国三个方面进行谋划,打造完善的投资于人、善用于人的生态体系,既形成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强劲内生动力,也加速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核心引擎,是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因素。全要素生产率虽然是西方经济学的常见概念,但马克思劳动生产率中所蕴含的思想渊源为我们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理解全要素生产率的阶段性特征与时代内涵提供了理论基础。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其内在机制表现为颠覆性技术创新、要素创新性配置以及产业转型升级不断扩展生产边界、提升生产效率与优化生产结构。因此,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要求我们必须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推动关键性技术攻关;加快构建统一大市场,促进先进生产要素顺畅流动;促进数实深度融合,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与生态劳动的有机耦合,构成了新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与构建生态文明的根本辩证关系。此关系经由一个双向运动过程而展开:新质生产力凭借生产要素的变革,为生态劳动的形成提供了物质技术前提与客观规定性;生态劳动则通过生态价值观的内化与主体伦理的行为自觉,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轨迹施以价值引导与实践规训。两者的耦合并非简单的线性叠加,而是以相互赋能为表征、以内在需求和价值共识为驱动的协同演进过程,展现为一种螺旋式上升的动态形态。此耦合实践的最终意蕴体现于深层的文明塑造:它为克服传统“生态人”理念的实践困境、塑造新型“智慧生态人”主体奠定了现实基础,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核心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支撑,并为人类摆脱工业文明困境、迈向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旨归的生态文明新形态,提供了具备普遍性启示意义的中国方案。

传统生命政治理论揭示了权力对生命的规训与管控,但其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面临显著的解释困境:它倾向于将权力视为单一逻辑的延展且陷入“压迫—反抗”的二元框架,故而难以揭示生命政治中多重力量交织的辩证性矛盾。对此,当代西方左翼思想家齐泽克基于视差视角的分析为生命政治批判注入了新活力。“视差”概念是齐泽克哲学体系的核心工具之一,它并非是对多元视角的浅层诠释,其核心指向不可符号化的创伤性内核以及现实本身的根本性分裂。视差视域下的生命政治批判不囿于单向度的权力视角,而是扩展至权力、主体与资本三个维度的分析批判,以展现现实本身的矛盾与分裂,即权力如何内在地蕴含其暴力维度、主体与权力之间为何呈现既疏离又依附的矛盾关系、资本如何在其中立性的伪装下将生命过程纳入统治逻辑之中。这一视差解读不仅深度剖析了资本主义生命政治的复杂运作机制,揭露了资本主义生命政治如何通过掩盖其结构性对抗来维持自身的再生产,同时还通过揭示其内在矛盾、挖掘主体抵抗潜能以及解构意识形态伪装,为批判和反抗资本主义提供新的理论工具和批判路径。

社会关系是建立在社会连接基础上的相对稳定的互动模式。在技术革新、经济转型、政治权力结构调整与生活变迁的共同作用下,数字时代的社会关系呈现出流动联结、虚实交互、关系平台化和兼容复合的特点。新型社会关系在深度重构传统互动逻辑的同时,也滋生出算法权力侵蚀政治生态、平台资本异化劳动价值、流动联结消解社会整合、技术理性殖民人类认知等或然性风险,致使数字文明陷入“高连接度与低归属感”的现代性困境。为应对上述风险挑战,可从制度、技术、社会和认知四个维度作出治理回应,通过数据确权与算法透明制衡技术霸权、伦理嵌入与开源生态推动技术向善、数据分红与零工保障重建分配正义、批判性素养培育与认知保护捍卫主体尊严等举措,全方位构建抵御数字风险的韧性治理网络,引导数字技术从社会结构的颠覆者转型成为良善社会关系的共建者。

人工智能(AI)的应用正在重塑政务实践,并对公共治理教育提出挑战。AI时代的公共治理教育如何转型,亟需得到回应。基于对政务AI应用的影响评估发现,AI的应用既能提升行政效率、辅助决策,同时又伴生算法黑箱、数据安全、伦理风险、人工替代四重风险,对公共治理教育造成颠覆性冲击。部分欧美高校通过设置AI课程、深化校企合作、强化AI伦理和批判思维教育推进公共治理教育转型。AI时代的公共治理教育,应当善用善驭AI、持守人的“创造性主权”,而不能任由其异化为俘虏人的武器、把人变为被动的“技术附庸”。面向未来,公共治理教育需警惕AI的“能力锈蚀”,在技术维度深化学生AI认知与技能;在伦理安全维度筑牢AI伦理和安全教育防线;在思维训练维度,聚焦“非替代性领域、创新性思维”,提升学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创造性解决问题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培养兼具AI技术素养和创新思维的复合型公共治理人才。

信息是社会结构的基础性要素,也是权力运作的关键资源,构成了公共治理的基本参数,对治理结构、过程以及技术等都有重要的影响。信息不对称是影响社会互动的基础性现象,受到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及其应用带来的深刻影响。AI通过规模化的数据处理、复杂的关系重构和创新的交互模式,在公共治理中产生了双重效应:一方面,AI增强了信息的可见性、通约性和工具使用的平等性,使原本隐藏的信息变得可见可及,使专业信息转化为公众可理解的形式,使先进的分析工具从少数人的特权转变为公共资源;另一方面,AI使信息不对称从数量差异向质量分化演进,从低维度对立走向高维度裂变,从确定性格局转为不确定性格局。这些演变揭示了数字时代公共治理的深层矛盾,即信息分享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信息权力的平等,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未必能消解理解能力的差距,信息不对称并不能完全被消除,而是会以不同的样态呈现。深入剖析AI技术与信息不对称的互动关系,有助于准确把握公共治理的演进方向,为构建更加适度和均衡的治理体系提供理论洞见。

公共服务智能化转型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重要表现。既有文献多从组织变革的层次切入,但在描摹细节时,需进一步解释人工智能驱动公共服务变革的底层逻辑。结合行动者网络的理论启发,基于公共服务变革中的人机关系视角,构建起人工智能驱动公共服务变革的分析框架,分析其在服务效率、服务场景和公共价值方面的变革作用,研究发现:人工智能以决策效率、协作效率、配置效率和沟通效率的全面提升,加速服务方式创新;以场景要素、场景表征、场景氛围与场景价值的结构重塑,推动服务空间升级,塑造了全新的公共服务形态。然而,人工智能在创造公共价值的同时,因自身在信任、责任、道德与情感等方面的脆弱性,加剧了服务过程中的价值失灵风险。对此,应在交互中构建人机共生范式,重申和确立人类在人工智能赋能公共服务中的主体性地位,以人机深度合作为公共服务现代化发展开辟新路径。

生成式人工智能推动教育生态的范式变革,其变革教育的关键价值在于革新教育信息筛选与组织方式,转变教育信息流动模式,重塑教育实践发生场域。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发展的核心价值表征为:提升教师工作效率与质量;满足教师个性化专业发展需求;实现教师内在价值与社会地位跃升。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下,教师发展迎来教学范式升级、资源获取便捷等契机,但也面临教师角色期待的现实性诉求、人才培养理念的时代性更新及教育评价方式的多元化诉求等现实挑战。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发展的多层级协同路径包括:政府部门构建政策引领与生态支撑体系,学校组织推进技术嵌入与环境建立,教师群体与个体实现个性化成长与专业角色重构,技术开发与科研方坚持教育本位与伦理约束,国际协作立足本土关切与标准对接。

回归公共立场的道德教育思维是基于公共价值、公共福祉等来理解和把握道德教育所需承担的国家使命与社会责任,从而把道德教育引向对人的公共品格及公共担当精神的教导与培育,引向对国家及社会的公共福祉的探索与追求。回归公共立场彰显了新时代道德教育的重要诉求,体现在道德教育的公共空间立场、公共价值立场以及公共性的自我超越立场之中。为了更好地回归公共立场,在理念层面上道德教育应从培育个体人逐渐转向培育公共人,在空间思维上应进一步加强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赛博空间的三元空间交融,在此基础上推进道德教育的公共空间建构;在课程教学及价值传递上应通过显性与隐性结合来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有效传递;同时,通过构筑多维度的公共实践活动促进道德教育与公共实践的有机融合,从而更好地培育具有公共道德品格及精神理念的时代新人。

近年来主体间性师生关系被批评为一种唯我主义,有学者提出以他者性理论重建师生关系,但他者性理论却滑入了“唯他主义”的极端,它与主体间性师生关系一样是一种单一主体理论,实际上并未超越后者。通过深入分析他者性师生关系,不难发现师生关系研究应当重点关注“关系”而非“主体”。进一步回溯主体间性理论发现,“意向关系”是师生交往关系之本源,也是解读师生关系的新视角。建构意向性师生关系的新样态,首先应以“意向关系”建构师生之间的“共在世界”;其次应当充分重视“注视”的交往对象特殊化功能;最后以反思呈现师生关系,保持自我指向的“意向性”。

企业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微观层面加快响应可持续发展方式的战略选择,成为可持续发展导向下衡量企业价值的重要维度。基于2010—2022年期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分析耐心资本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表明耐心资本的介入显著提升了企业ESG表现。耐心资本通过参与企业治理、提升高管绿色认知水平、提高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三条路径改善企业ESG表现。耐心资本对企业ESG表现的适用情境,一是耐心资本主要作用于环境与社会责任维度,而对治理维度影响不显著;二是关系型债权资本是提升ESG水平的关键力量,股权资本及其协同效应未显现;三是耐心资本对非成长期企业、重污染行业及老工业地区企业ESG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这意味着耐心资本应通过债权形式精准投向环境与社会领域,并侧重支持特定类型企业与区域。基于此,具体的政策制定应着力引导耐心资本定向赋能,完善绿色债权融资体系,强化ESG信息披露,并实施区域与行业差异化的支持策略,以有效提升企业ESG实践水平。

随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成为新一轮产业变革的重要方向,资本结构在塑造企业数实产业技术融合能力中的作用日益凸显。耐心资本作为稳定、长期的资金来源,能否推动企业摆脱短期激励约束,实现数实产业技术融合,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基于2010-2024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耐心资本对企业数实产业技术融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耐心资本显著提升企业数实产业技术融合水平,其作用主要通过增强资本稳健性、创新投入能力和供应链协同效能实现。异质性检验表明,在管理层男性占比较高、规模较大、市场竞争力较强及供应链韧性较高的企业中,耐心资本作用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显示,稳定型股权在国有股东参与企业中作用更强,而关系型债务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效果更突出。数实产业技术融合能够有效降低企业股价同步性与股价崩盘风险,展现信息效率与风险抑制的双重优化效应。经济管理部门应完善耐心资本培育机制、优化资本市场投资结构,推动供应链协同与信息化建设,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企业异质性特征、实施差异化支持策略;企业应加强内部创新投入能力,促进技术深度融合。

基于知识溢出理论,构建衡量人工智能(AI)基础研究发展水平的深度学习论文发表数量特色数据库,并结合2007—2019年上市公司数据,考察城市人工智能基础研究水平对当地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城市人工智能基础研究的发展对当地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这种影响随着企业所在行业对人工智能技术采纳程度的提高而越发显著。在采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以及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显示,人工智能基础研究通过提高研发效率以及研发资本化程度、优化人力资本结构,从而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异质性分析进一步揭示,在人工智能初创企业数量更多、知识产权保护程度更高以及宽带网络基础设施更完善的城市中,人工智能基础研究的创新促进效应表现得更为显著。此外,人工智能基础研究的加强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创新绩效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经济管理部门与企业要高度重视人工智能时代基础研究对企业创新的赋能效应,尤其是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基础研究;要大力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加快人工智能基础研究成果的产业化进程,尤其要推动以深度学习为核心的关键技术从理论突破走向实际应用;要关注人工智能基础研究影响的异质性,结合行业、地区与企业特征,因地制宜推进数字化转型与创新发展。

在经济地理的意义上,城市无疑是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现代城市存在类型多元的行为主体,这些异质性主体的交互使城市成为典型的复杂适应系统。选取政府、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这三个典型的创新主体构建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并对三者进行博弈分析和仿真模拟,研究发现:初始意愿是协同创新的关键驱动力,政府、企业和高校的初始创新意愿对三方博弈的均衡结果具有显著影响;成本与收益的敏感性决定创新策略选择,政府、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对于参与创新的成本和收益都较为敏感,同时三方博弈的溢出效应和挤压效应在城市演化过程发挥关键作用;政府与市场的动态协同机制至关重要,政府的适度干预可有效弥补市场失灵,但过度干预可能抑制创新型城市的培育,政府声誉在创新型城市演化过程中同样扮演重要角色;企业和高校之间合理的收益配置是创新型城市演进的长效保障,高校与科研院所的参与不仅依赖政府的补贴,更需通过跨学科协作、产学研深度融合提升自身创新效率。为加强创新型城市建设,我国应构建多维政策支持体系,激发创新主体内生动力;优化成本收益结构,建立可持续创新生态;构建政府与市场的动态协同机制,增强政策灵活性与适应性;优化企业与高校的收益分配机制,激发高校持续参与动力。

全球文化交流日益紧密,文化消费的形式也更为丰富多元。采用大规模跨国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索个体文化智商的不同构面、文化消费本国中心主义以及媒介接触间的关系,发现:文化消费者的认知文化智商、行为文化智商均与文化消费本国中心主义呈正向关系,动机文化智商与之呈负向关系,元认知文化智商与之不相关,既往研究中的“光环效应”被打破。人们在跨文化消费过程中会将母国文化与其他文化比较,形成态度评价,并遵循“尊重—理解—认同”的渐进路线,但达到“认同”阶段往往需要跨越文化壁垒。较高的文化智商强化了人们对新异文化的认知,却难以从根本上动摇既有态度,甚至会强化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并形成本国中心主义。此外,研究还发现不同媒介接触形式均能够正向调节认知文化智商与文化消费本国中心主义,社交媒体的效果强于传统纸质媒介的效果。

艺术领域中的挪用是指艺术创作者有意识地将先前就存在的素材或对象不进行或很少进行转换之后直接置于新的语境,应用于新的作品之中。目前针对艺术领域中的挪用探索多指向具体艺术作品的挪用策略,本真性作为理解艺术挪用的发生,内在意涵及其意义的关键性要素却未得到着力体现与深度阐述。因此,系统性盘点艺术领域中挪用源起的历史脉络,透视挪用与本真性二者之间的映射及联结,勾画挪用中本真性的特殊轨迹及其范畴的独特布景,对由艺术领域中挪用的本真性引导出的道德立场及文化交流问题给予合理性说明,有利于展现本真性在挪用论题的内容系统性和结构立体性中的能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