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基础和动力支撑。立足中华文明根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形有感有效,是新时代新形势下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内在要求和战略考量,成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方向和进路。中华文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浸润中华文明中促进中华民族形象构建“有形”,在涵育中华文明中推动中华文化认同“有感”,在体悟中华文明中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到自为“有效”。从“有形”到“有感”再到“有效”,体现了中华文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外在形式到内在感触、再到整体显效的知情意行转化的内在机理。中华文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感效”贯通进路,则是在延展和塑造中华民族形象做到日常有形,在激发和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中达到润物无声,在抓实和落实党的民族工作中实现平凡有效,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潜移默化地融入各族人民心中而外化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自觉行动。

数字技术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正深刻改变着社会生产方式和人类生活方式。然而,数字技术快速发展也伴随着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和挑战。从马克思主义技术社会观的视角出发,当前数字技术领域发展过程中正面临三重矛盾:技术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合谋、生产力跃升与分配机制的结构性失衡以及技术理性与社会理性的价值悖论。在数字中国战略背景下,应当以重塑数字时代劳动者主体性为目标实现劳动解放,以社会主义伦理的制度化实践提升技术治理效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全球数字技术合作,实现技术目标从“效率驱动”向“人的解放”转变。数字中国战略的提出,不仅为中国数字技术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也为推动全球数字技术合作、构建人类数字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马尔库塞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他对北美发达工业社会的技术维度有一连串成熟、深刻的理论探讨。从他的思维暗线来说,他认为发达工业社会中的技术问题本质在于技术理性被抑制。马尔库塞沿着马克思-韦伯的道路,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传统下阐述技术理性的异化形式和影响,并指出生成新的技术理性需要突破目前的技术应用范式,强调用新技术实现新感性与新理性的塑造。另一方面,就实践路径来说,目前对于马尔库塞技术解放路径的实然分析不如应然分析丰富。马尔库塞强调通过介入与革命重建技术生产过程、实现劳动与休闲时间的融合。当美国现实革命的路径被阻断后,他强调社会群体要介入、改变攻击性与支配性的技术,此思路也标志着他的技术批判理论越来越走上乌托邦的道路。理论要顺应时代潮流,要为现实服务,更要与社会发展相结合。研究马尔库塞的技术批判理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与反思近十年来顺应第四次工业革命潮流的新技术。我们所面对的挑战在于如何在推动建设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趋利避害,尽量减少技术发展的痛苦。一方面要深入研究西方技术与技术批判理论的得与失,进一步汲取经验教训,感受理论启迪;一方面要在立足中华文明之根、把握中国社会之实的基础上建构中国特色的技术批判理论,在实践中不断解决技术问题。

智能平台所建构的空间可以使主体绕开他者的凝视而行动,也可以为主体提供回应他者欲望之真实的有效答案(象征秩序),也可以协助并加速主体建构一系列将快感转化为剩余快感的幻象框架。于是,主体在智能平台所搭建的空间获得了一块能够回避他者的“舒适区”,这使得主体可以在个人虚拟的空间中独自享受剩余快感,从而导致自恋主义进一步在社会中扩散。然而,在此智能平台所构建的货币与快感的恶性循环中,主体终将在日渐耗散的伪他者的欲望中衰颓,进而最终丧失自身。主体若要从智能平台上可复制的快感享乐中超拔出来,就需要从逃避他者的诱惑中觉醒,以开放的姿态面对真实的他者并克服它。

从行政调适性视角看,村级治理科层化的产生是乡镇政府积极采用一系列行政策略以适应组织环境变化的结果。面对愈发密集的基层治理事务和不断增多的行政考核内容,乡镇政府拥有极强的动力来延伸行政链条。在华南D镇,乡镇政府不仅通过贯彻组织人事意图和制定统一的工资标准来推动村干部的职业化,还通过规范集体资金的使用来强化行政体系对村干部的制度约束。在向下转移大量行政任务的过程中,乡镇政府最终将行政村调整为基层治理中坚实的科层实体。村级治理科层化的主要后果在于村级治理自主性的快速收缩和基层治理能力的发展面临挑战。如果村级治理具备一定的自主性,村级治理资源的利用便能够和社会治理的公共性建设紧密结合,使基层治理能力具备较大的重塑空间,否则有可能导致村级治理失败。

基于政府权能理论构建起强镇改革绩效评价框架,同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对所选取的14个强镇改革乡镇样本进行研究,发现:“需求回应能力”是强镇改革绩效发生的必要条件;“政务服务能力”是充分条件,对乡镇治理绩效具有一定推动作用,但为非必要条件;“公众监督与评价参与”的作用有限。在“权”“能”条件组合的解释路径中,研究发现两条典型路径。鉴于条件变量、条件组合路径,放权赋能和多措并举是实现强镇改革绩效的必要选择:在放权内容、放权方式、权力监控方面做好“放”的文章,切实增强放权务实性;同时,在财政支付能力、用人用编能力、政务服务能力、综合执法能力、需求回应能力方面做好“赋”的设计,通过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壮大产业、加强培训、优化资源配置等举措提高乡镇权力承接与日常管理能力。

矛盾的复杂性、多样性与动态性所形成的张力,为组织带来了一系列意料之外的后果,也揭示了组织运行的复杂特征。现有关于农民组织化张力后果的研究,往往将组织视为单一的整体结构,忽视外部制度环境与内部行动主体等不同层级间的作用机制。基于组织层级化模型的理论视角,结合中国农民组织化的现实情境,将张力后果划分为密度、持续性与制度环境三个维度,研究发现,农民组织化张力的后果在“过密化与过疏化”“可持续与应时性”“趋同性与多样性”等方面呈现出多重矛盾。具体表现为:组织投入密度高而产出密度低,数量增长快而质量提升不足;农民参与组织行动与收益过程同时具有持续性与阶段性特征;组织功能与结构趋同,类型与效果却展现出多样化偏差。今后应充分认识张力的内在属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升农民组织接纳与适应张力后果的能力,以实现组织的动态平衡与持续发展。

乡村社会变迁与基层社会治理转型为农村社会工作提供了政策合法性与专业自主化空间。“制度—生活”视角为考察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契合的分析框架。审视农村社会工作发展现状,其在制度层面的行政约束力量与能动层面的生活服务意识的二维框架下,呈现出“乡土服务”、“自主迂回”、“悬浮农村”和“放任停滞”四种发展策略。在行政化与生活化的巨大张力下,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面临制度与生活的双重围困,出现资源陷阱与服务困境的双重发展悖论。对此,需要在制度的落地运行中融合生活,在专业的生活实践中优化制度,并最终回归专业服务为民的生活旨向,以此超越农村社会工作发展的双重悖论。

数字媒介对于乡村生活的影响重构了乡土社会关系,媒介实践对乡村中年流动群体及其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日渐改变着村民的日常生活方式。研究以媒介实践理论为指导,对甘肃省L村中年流动群体的媒介实践进行参与式观察,剖析了农村中年流动群体在媒介实践中建构媒介化乡土社会的过程,提炼出媒介逻辑与乡土社会建制互动及实现乡土社会再造的机制。研究发现,农村中年流动群体的媒介实践可划分为私域结构型、公域事务型、半凝视互构型三大类型,且经由三个类型多层次的媒介实践,中年流动群体在“礼制—差异性时空与想象共同体—双向互构—弥合具象化”的实践互动机制中实现了媒介化乡土的再造。今后应进一步加快建设数字乡村,为媒介化乡村提供基础条件,以更好应对村庄“空心化”,实现人与乡村的全面振兴。

人工智能飞速发展影响着人类生产与生活的各个领域,以人工智能促动可持续发展教育变革成为必然趋势。人工智能赋能可持续发展教育变革的逻辑为:塑造多元交互的可持续发展智慧教学模式,建设虚实交互的可持续发展智能学习环境,生成个性化定制的可持续发展学习内容,构建注重个体可持续发展能力培养的全景式评估机制。人工智能赋能可持续发展教育变革潜藏三重挑战,包括技术乌托邦理念所带来的可持续发展教育人文精神的异化,分散式行动所引发的可持续发展教育变革整体效果的削弱,算法歧视与偏见所导致的可持续发展教育活动公平性原则的损害。为应对这些挑战,应通过跨部门治理夯实变革所需的制度基础,借助跨领域主体合作共同构思变革行动路线,聚焦并着力破解变革中的关键问题,把握并落实公平性与包容性原则,从整体上确保可持续发展教育变革的质量和效果。

数字化时代大数据、区块链、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术凭借其科学化、个性化、精准化等优势为教育变革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引发了更深层次的风险。这些风险主要表现为:数字鸿沟加大教育不公、数字化冲击威胁信息安全、数字化生存抑制全面发展、数字化规训引发主体性危机。数字化时代跨时空性、间接性、匿名性等特征,使各主体身份有所交叉且不易具化,人人有责却无法负责,责任边界模糊成为教育变革风险治理被忽略的重要议题。面对不可预知的潜在风险,责任伦理的约束更富有灵活性,可以使行动主体借助“主体责任”的自觉建构,主动应对教育变革风险。基于责任伦理的视角,数字化时代教育变革风险的治理应该履行前瞻责任,弥合数字鸿沟;担负形式责任,保障数字安全;增强契约责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明确自然责任,加强主体自觉。

城市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枢纽,其社会功能的实现离不开大学的创新资源和人才支撑。大学与城市基于各自蕴含的独特且丰富的创新基因,在动态变化中保持平衡与发展,并形成相互反馈的有机生态系统。在组织生态理论视角下,大学与城市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创新生态系统内部有机主体整体演化、资源共享、互利共生的过程。面对校城融创过程中出现的互动自由有限性、合作风险不确定性、治理模式指标化等问题,大学理应以优化创新组织机制促进城市升级发展,进而汇聚产业转型升级的澎湃动能,推进大学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共创。大学与城市可持续发展应该通过培育高质量生态组织、形塑松散耦合创新共同体、打造契约式善治格局等发展策略,协同构建韧性生长、包容开放、数字赋能的组织生态系统。

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及其应用形成了智能革命,推动了智能经济的产生与发展。智能革命给传统经济学理论带来挑战,人工智能将给现代经济学带来一场新的智能革命,智能经济的发展需要构建人工智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智能革命背景下数据、算力和算法是人工智能经济学的核心要素,人工智能经济学的技术—经济特征体现了技术的深度学习能力、跨界融合的可能性、人机协同的工作模式、对经济的渗透性和协同性以及创新性的潜力。人工智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包括人工智能技术对经济活动、经济价值、劳动市场、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影响,研究方法以实验研究法、案例研究法、数学建模法等为主。理论体系包括人工智能与微观经济学、人工智能与中观经济学、人工智能与宏观经济学、人工智能经济的治理、人工智能经济与人工智能经济学的未来五个层次。研究内容包括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市场规模预测、行业生产率提升、就业转移、创新金融模式、规模经济效应、风险投资的重要性以及元任务框架等多个方面。人工智能经济学在预测和决策支持、自动化和劳动力替代、个性化推荐和定价、金融市场和投资、社会福利和公共政策等领域有诸多应用。

基于随机动态规划模型,从企业价值波动理论的角度出发构建新的企业最优创新决策理论模型,并使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理论和实证结果表明:宽松的货币政策将会促进企业创新;较高的区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抑制企业创新,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够缓解该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国有企业在不确定环境下会更稳定地进行创新投入,具有研发技术背景高管团队的企业能更有效地适应环境变化并改变企业创新行为。为强化企业创新动力,应灵活组合和调整降低市场利率、扩大货币供应等金融措施,以优化企业融资环境。地方政府在制定区域经济政策时应跟随中央货币政策导向,构建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创新支持体系。不同所有制企业应根据自身特点制定差异化创新策略,以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并克服外部挑战。企业在构建高管团队时,应重视技术背景丰富的人才,以提升其对市场变化和风险的敏锐度及应对能力。

面对“三重压力”,如何塑造企业在动态复杂环境中的创新能力,不断以科技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是当前亟待研究阐释的重要议题。选取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创新调查数据,在刻画“三重压力”的基础上,探索开展企业创新抗压测试,并运用fsQCA方法从微观税收型政策、宏观方向型政策视角探讨怎样的政策组合有助于纾解企业创新压力,研究发现:我国企业创新抗压指数演进趋势总体平稳,具有空间关联特征。在微观层面,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优惠,叠加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减免是提高企业创新抗压能力的核心政策组合;在宏观层面,知识产权创造与保护政策为核心条件,互补金融支持、科技成果转化等政策为边缘条件的政策组态,亦是产生高企业创新抗压指数的重要保障。

基于数字经济情境下的动态能力理论,结合fsQCA方法,利用102家制造业企业数据分析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效率的关系,研究发现:(1)任一前因条件均不构成企业高绿色创新效率的必要条件,但领导力数字化变革在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效率方面发挥普适作用;(2)2种企业数字化转型适配组态可以产生高绿色创新效率,分别是以领导力数字化变革和人力资源数字化变革为核心条件的内部激励驱动型与以业务场景数字化变革、战略数字化变革和领导力数字化变革为核心条件的外部感知驱动型;(3)5种导致非高绿色创新效率的数字化转型组态,仅存在1个核心条件不能实现高绿色创新效率,再次验证绿色创新效率的提高需要多维数字化变革的共同作用。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应重视培养管理层的数字敏捷性、数字化转型意识和数字战略感知等管理特质。企业应重视董事会职能背景多样化,优化成员结构,制定出包容性更强的数字战略决策。企业应理智看待导致数字赋能绿色创新失效的原因,不能盲目将失效原因反推为实现成功赋能的原因。

文明是历史进程的产物,也是人们生产生活的结果。考古学以其突出的时间尺度与实物遗存研究,可以为探索中华文明特性的源头提供一种独特的考察视角。中华文明起源于史前时期,而非历史时期,探索其特性,需要上溯至史前。从史前考古的证据来看,中华文明特性的溯源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旧石器时代、农业起源阶段、文明起源。其中万年前后的农业起源影响尤为显著,农业就是那个时代的先进生产力,历史上中华文明的影响力也正是植根于发达的农业生产。史前中国农业起源及其特点对中华文明特性的起源有重要的形塑作用。立足于农业社会基础之上的文明化进程,延续了农业起源产生的文化格局,进一步推动了中华文明特性的初步形成。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文化符号的形成有着复杂的历史语境。为了揭示这一历史真相,筛选严复译著《天演论》所传达众多的信息尤有必要。严复诠释《天演论》文本一方面是按作者赫胥黎或斯宾塞的学理逻辑借题发挥,另一方面则是自己作为有中国文化背景的传播者面对甲午战后的中国受众去演绎弱肉强食的学理,因此别具匠心地将其浓缩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并不断结合历史情景诠释。基于“信、达、雅”的译著理论,严复根据西方文化经典以及本土社会经验,选择不同的语言修辞及不断修改话语表达方式以传递自己的思想,其本身就相当明晰地表达业已形成的价值判断:读者是谁;对西方文化经典采取何种诠释方式。进化论作为中国近代社会的新思想,凝结于《天演论》文本中,且文本与社会语境交融互释,有明显的学理与事件之间的转译。就此而言,严译进化论是在建构关于生存斗争学说的崭新知识谱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