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理论的文化维度批判和超越了工业文明的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物质主义幸福观,倡导有机论、整体论的哲学世界观与自然观、简朴适度的消费观和劳动创造幸福观。生态文明理论的文化维度的不同性质决定了生态文明理论探寻生态危机根源和解决途径的出发点,决定了生态文明理论采取何种生态治理模式。生态文明理论的文化维度的作用和功能在于如何使生态文明建设从自发走向自觉,如何增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内生动力。

权力对生命的调控和管理是生命政治学始终关注的核心问题,但在某种程度上生命政治学却忽视了资本作为权力机制及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隐秘运作。虽然马克思并未明确提出“生命政治”一词,但其对资本的现代性批判无疑为生命政治学的研究提供了诸多的理论资源。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是一种包含了剥削与被剥削、支配与被支配的社会经济关系。资本占有的不平等意味着生命体之间的不平等,它通过吮吸劳动者的生命来彰显自身的意志和地位。当代左翼学者齐泽克坚持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立场,并运用现代精神分析理论揭示了生命政治权力运作的隐秘机制,即为了掩盖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不平衡,资本权力隐秘地渗透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体系之中,并构成了其永不停歇的驱力模式。伴随数智时代的高歌猛进,技术进步的背后潜藏着资本权力的深层次运作,它使得资本主义生命政治面临着更为严重的异化问题。以资本权力为切入点,考察数智时代生命的数字异化困境,有助于深化当代资本批判理论,推进并丰富马克思主义有关生命政治学的研究。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写作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其与《克罗伊茨纳赫笔记》的写作关系不仅仅是一个文献问题,而且是一个理论问题,国际学术界为此至今仍争论不休。从文献来看,拉宾、陶伯特、鲁米亚采娃、耶克等学者围绕《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否存在写作中断、《克罗伊茨纳赫笔记》的写作顺序与时间、两者的写作前后关系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并基于历史与文献得出了不一样的观点。从理论来看,《克罗伊茨纳赫笔记》中的历史学研究是马克思唯物主义思想转变的重要来源,对两者写作关系的考察将有助于把握马克思第一次唯物主义转变的方法来源和具体过程。如果将文献与理论结合起来看待两者的关系,可以发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极有可能存在两次写作中断,且马克思在两次写作中断期间部分摘录了《克罗伊茨纳赫笔记》,持续的历史学研究逐渐使马克思放弃了从法权角度来颠倒黑格尔的法哲学,并最终放弃《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旨归。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内涵,构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障碍度模型及Dagum基尼系数分解方法,测算2012—2021年我国31个省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水平及空间差异,研究发现:2012—2021年,我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水平呈现稳步上升态势,大多数省份属于基本协调类型、有3个省份达到高级协调状态、3个省份处于失调状态;物质文明子系统是制约我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人民生活水平、社会基础设施、科技水平及道德文化水平是主要障碍因子;我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水平的区域差距呈现不断缩小的态势,西部地区区域内的差距最大,东—西部地区区域间的差距最大,全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水平的差距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距。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两个文明”协调发展,可采取相应对策:第一,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演进规律及协调发展特征,以辩证的、全面的、平衡的观点正确处理好“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关系;第二,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优化产业发展布局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第三,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高全体人民精神文明水平。

渐进制度变迁理论是历史制度主义发展的新成果,该理论呼吁“走出时间界限的焦点”,在长期过程分析中找寻制度变迁的因果关系解释机制。历史制度主义在时间要素分析上的这种转变,意在从深层次内在关联中为漂移、转换、层叠以及替代等渐进的、不易察觉的制度变迁现象构建可靠的因果关系解释机制。渐进制度变迁理论在对四种制度变迁形态进行因果关系解释时,制度的供给者和执行者成为直接影响制度变迁结果的必要条件。渐进制度变迁理论的长期过程分析和在行动者要素上的聚焦,共同构成了制度变迁分析的独特视角——行动者的历史。该分析视角与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平稳、高效的制度实践,以及党和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主导作用具有某种理论亲近性。这种亲近性也会因渐进制度变迁理论的固有缺陷和中国特有的制度形态而有所受限。

疾风骤雨式的政治革命之后,如何化解落后文化的消极影响、推进先进文化建设,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必须直面的重大课题。十月革命之后,针对长期封建专制统治与资本剥削这一母体孕育下的落后文化传统与民族心理、劳动群众与共产党员文化素质相对落后的文化困境,以及党内官僚主义思想滋生蔓延的现实状况,列宁作出了“问题‘只'在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文化力量”这一重要论断,从破坏性与建设性的双重属性阐释了政党文化建设的辩证意涵,从政党的意识形态、价值体系、思想道德、行为方式等方面系统论述了政党文化建设的内容架构,对推进执政党文化建设的科学方法与历史规律进行了科学探索。列宁关于执政党文化建设的思想,彰显了植根于马克思主义探索政党文化建设规律的理论逻辑,内嵌了以政党文化建设带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战略考量。深入把握列宁关于执政党文化建设的思想内涵与逻辑理路,对深化新时代党的建设规律与执政规律的科学认识具有重要启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县域作为重要的治理单元,数字技术能否推动县域实现传统治理向敏捷治理的转型？参考奥斯特罗姆等学者提出的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和“结构—过程—功能”理论,构建数字化赋能县域敏捷治理转型分析框架:数字技术可以强化多元主体参与、搭建信息交互的平台载体,利于达成集体一致行动;可以推动流程再造、加速信息传递、实现多跨协同;可以维护社会秩序、推动社会发展、实现社会公平。深入分析中国不同地区的数字化实践发现,应用数字技术能够有效推动县域治理模式从传统治理走向敏捷治理。未来要进一步强化数字赋能,建立健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社会格局,完善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确保县域敏捷治理体系稳定有序运转。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标识义务涉及用户、服务提供者与技术支持者三方责任。用户作为内容生成的第一责任人,需履行基础标识义务;服务提供者作为核心主体,应确保标识的准确性与完整性;技术支持者则应通过技术手段保障标识机制的有效实施。在适用路径上,标识义务应基于生成内容类型与应用场景进行差异化设计:针对纯AI生成内容、人机协作内容及疑似生成内容,构建多层次、差异化的标识要求;同时,基于风险分级理念,对高风险生成内容实施严格标识要求,对低风险生成内容采用简化标识机制,对行业特定生成内容设计定制化标识规范,助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合规框架内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新兴数字技术的发展不仅加速了政府和社会的数字化转型,也对公民数字素养的培育和提升提出基本性要求。运用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分析逻辑,结合胜任力冰山理论,构建包含潜在认知素质与显性技能、应用能力的我国公民数字素养测评模型,涉及数字认知素养、数字技能素养、数字应用素养三个维度、12项二级指标和31个测量题项。基于该指标体系测量江苏省公民数字素养水平,系统评估该省公民数字素养整体情况及不同人口特征群体的数字素养差异,以期为推进相关理论与实践工作贡献可能思路。

屏幕官僚长期以来被用于与街头官僚对比,而较少被独立总结其自身的运作逻辑特征。这导致现有研究对于屏幕官僚的总结仍更多聚焦于决策、执行等视阈之下。尤其是在管理信息系统功能个性化、多元化后,更多行政业务采用屏幕化方式完成。屏幕官僚传统的虚拟流水线管理者的角色功能被其他角色掩盖,使其概念意涵模糊。回归屏幕官僚内部的叙事特性,研究发现屏幕官僚虽仍在行政系统之中,却已经扮演与传统官僚不一样的角色:一是在系统内扮演“既非组织理性也非个人行为”的个性化角色;二是在多源信息中扮演“既非传统官僚也非街头能人”的能动角色;三是在论辩仲裁中扮演“既非命令服从也非自由裁量”的协调角色。

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是数字时代高等教育国际化领域出现的新事物和新形式,针对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的进一步研究亟需国际经验与前沿概念的有效支持。梳理数字时代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的相关文献可知,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的研究视角主要集中于“在地国际化与课程”“境外国际化与交付”“全面国际化与过程”三方面。就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与高等教育“物理国际化”的关系而言,虚拟国际化对物理国际化具有替代与革新、辅助与补充作用。在已有研究中,学者主要从国家、教育和学生三个层面阐释了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的价值所在。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实践的理论探索则集中体现在实施动因、实践框架及实施方式方面。解决我国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问题,要加速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的理念转变,加快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的技术推广,加紧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的话语构建。

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是我国实现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国际的实践经验主要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以美国NNPS为典型代表的参与类型框架,以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为代表对NNPS进行地方性改进的参与类型框架2.0,以英国的家校协议和LSAs为典型代表的家长参与框架,以日本PTA为代表的组织性框架。我国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的主要方向可归结为五个方面:通过学校家庭社会协同体系构建“德育网络”,推行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的“管、办、评”学校治理路径,建立健全“家长主责”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有效开发“融入社区治理”的社会资源配置模式,以“典型案例”创设良好育人舆论环境。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中国高质量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实践指标体系由理念协同、分工协同、沟通协同、教学协同、管理与决策协同、家庭教育协同、资源协同、协同环境和协同评估9项一级指标和原则统一、角色分配、沟通渠道、学习指导、管理与决策制度、家长教育培训、资源整合、舆论环境构建、协同有效性评估等25项二级指标构成。

高等教育全球化发展背景下,英语作为教学媒介的广泛应用已成为全球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特征。然而,EMI教学的有效实施面临着学科专业素养与语言教学能力双重维度的复合型要求,学生和教师方面都存在着潜在的语言挑战,由此开展系统化的EMI教师教育培训是保障EMI教学质量的必要举措。系统分析国际先进高校(牛津大学、阿德莱德大学、昆士兰大学和莫纳什大学)的EMI教师教育培训体系,可以发现国外全英授课教师教育培训已形成目标定位、内容模块和实施路径一体化的完整EMI教师培养体系,在培训内容上,以“对EMI的认识—语言能力—教学法”为核心,呈现体系化、实用化和持续化的特点;在培养模式上,采用研讨式教学、概念为本教学和实践导向教学等多元范式。良好的培养实践成效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EMI教师教育培训应遵循五重辩证原则:逻辑建构与现实诉求的统合、主导引领与主体参与的协同、阶段成效与长效发展的衔接、实践智慧与研究反思的互促及陈述性知识与程序性知识的整合。

国企、民企和外企(三企)在新中国历史进程中发生过戏剧性起伏变化,当前已形成了20多万家外企、100多万家国企、2000多万家民企及其他类型企业的格局,成为中国经济生力军、主力军和方面军。用传统社会主义理论解读“三企”,存在公有经济设想实现、私有经济无法消灭、自由劳动联合体组织形式等三个困境。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理论虽然包含市场经济合理成分,但是制造了私有经济比国有经济效率更高、民企具有创新性精神而国企没有、混合型企业经济不可能等三个神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企业经济理论克服了前者的理论局限性,打破了后者的理论神话,它是知行合一的。以此指导“三企”健康发展,要根据根本制度属性定位“三企”功能,根据市场经济原则规范“三企”行为,按照比较优势原则构建“三企”分工体系,按照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性形成“三企”产业体系,因企制宜形成“三企”良治机制。只有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三企”发展才能避免政策左右摇摆。

作为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民营经济对于培育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2—2023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民营经济对于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效应以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民营经济能显著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民营经济对新质生产力的驱动作用存在非均衡性,东部地区、人力资本水平较高以及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民营经济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助推作用更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技术突破、优化生产要素配置以及产业结构升级在民营经济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效应中发挥机制传导作用。促使民营经济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可采取相应措施: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与引导民营经济发展,推动新质生产力更快更好地发展;以区域协调发展为着力点,扎实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优化要素配置为支撑、以产业转型升级为载体推动新质生产力涌现。

数字技术的发展改变了新闻传播生态,新闻传播的底层逻辑发生了重大变化:新闻职业的边界被打开,职业新闻的神圣性受到挑战,新闻产业的生态链被重构,新闻传统的定义被改写,新闻传播正在由“职业活动”演变为“公共生活”。国际国内宏观环境的变化,新闻传播生态的底层变革,这两大宏观力量合流加重了社会治理的压力。与此相应,国家治理要求职业媒体进行“主流身份”再确认,需要媒体再造一个硬核的意识形态高地。传统新闻理论坚持“物质本体论”,形成了“认识论—客观性—专业性—阶级性”的思维路线;媒体身份再确认后指导新闻工作的理论链条发生了变化,即转变为“社会实践论—社会关系论—公共生活论—社会治理论”。

对于近期在青海河源地区发现的“采药昆仑”石刻,我们应该严格地按照考古遗址来对待,其研究应分做考古学遗址研究和文本研究两个部分。考古学遗址研究是一种更倾向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涉及遗址的生成(文字的刻凿)、侵蚀的方式、石锈的形成、微腐蚀测年等问题。文本研究则是人文研究,主要是文献的对比与考证,涉及“远游”、“不死药”、马车、勒石以纪等问题。根据对遗址本体和文本两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确定“采药昆仑”石刻是一处极为重要的秦代石刻遗址,它揭示出诸多前所未知的历史信息,并且证实或改变了我们对历史的某些固有认识。

《理论的译转:桥接中国文学、文化与西方理论》英文版自序回顾了该书的出版背景与翻译成英文的契机,阐述了其学术价值与文化意义。作者逐一评述了各篇文章的写作动机、核心议题、理论框架及学术反思,强调其共同点在于运用西方理论(如布迪厄、康德、阿多诺等)分析中国文学文化现象,同时通过中国经验修正西方理论的普适性,力图展现中西学术对话的复杂性。文章涉及文学理论与批评、大众媒介、经典化、雅俗区分、艺术终结等多元主题,涉及对林语堂、鲁迅、金庸、崔健等的研究,以及对中国传统与现代性关系的反思,展现作者从本质主义概念层次剖析到文化唯物主义立场的学术路径转变。作者也表达了对跨文化理论对话的期待,最终以《诗经·伐木》喻指学术对话的期许,呼应“以文会友”的撰文目的。